原文标题为《明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学习体会》
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
总体上看，会议坦诚务实、基调积极，既充分认识困难又看到是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举措注重务实可行，着眼目标在于稳增长、优结构，同时高度强调民生为大。会议在延续前期“更加积极有为”宏观政策导向和“高质量发展”主线的基础上，更突出三个取向：一是更强的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直面“供强需弱”“风险隐患较多”等现实矛盾，对房地产、地方债、新就业形态、极端天气等给出更细化的应对路径；二是更明确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安排，通过“条例”“纲要”“配套法规”“试点”等抓手，把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源强国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地方税体系完善等推向更具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阶段；三是更重视预期管理和政策协同，不仅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还把经济与非经济、存量与增量政策一体纳入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通过制度化安排来稳定信心、引导预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此前政治局会议的重大判断和政策取向，充分肯定今年和过去五年的成绩，在政策基调上，继续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等方面有诸多新的表述。
形势判断上，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但同时强调“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方法论层面，会议提炼出一组新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既回应了当前内外部压力，也为下阶段政策和改革提供了原则遵循。
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提出“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货币政策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纳入考量，降准降息由“适时”转向“灵活高效运用”；房地产政策由“推动止跌回稳”转向“着力稳定”，并明确提出“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重点关注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转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此外还有诸多领域有新提法：例如，资本市场的“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就业领域的“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教育领域的“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医疗领域的“优化药品集中采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养老领域的“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人口和生育领域的“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学习体会
一、总体形势判断：肯定成绩，也看到“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同时认识到“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强调“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2025年，中国经济在内外部风险挑战中表现出强劲的韧性：一是出口好于预期，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出口延续了“十四五”期间的强劲态势，占全球出口份额总体持续提高；二是资本市场的表现好于预期，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和风险偏好的提升带动股市显著走强，尤其是科技股涨幅明显。2025年经济前三季度同比增长5.2%，预计四季度GDP同比增长4.6%，全年大概率能够实现5%的增长目标。
形势判断上，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但同时强调“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关税战可能反复和升级，不仅直接冲击出口，还可能向科技战、金融战延伸，抬升中国企业获取关键技术、海外融资和全球市场的难度；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制约国内政策空间，同时若冲突波及能源主产区，将推动输入性通胀，挤压企业利润。从内部结构看，房地产市场调整进程可能偏长，即使触底回升斜率也较缓，房企债务风险将考验银行体系资产质量，并拖慢建材、家居等相关行业需求恢复；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制约财政支出能力，部分地区可能压缩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供给，削弱中央政策传导效果。从动能转换看，新兴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成熟需要时间，若部分领域出现内卷式竞争、配套政策与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不及时解决，新兴产业或放缓资本开支和研发投入，其对整体经济增速、就业吸纳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可能偏低，难以完全对冲房地产和部分传统产业回落所带来的压力。但是也要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保持战略定力与信心，在积极应对短期挑战的同时，牢牢把握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等深层优势。
方法论层面，会议提炼出一组新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既回应了当前内外部压力，也为下一阶段政策和改革提供了原则遵循。这组表述突出了三个重要着力点：一是通过更有力度的宏观政策和深化改革，打通制约内需释放、要素流动和创新转化的堵点，把潜在增长转化为现实增长；二是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的前提下，加强监管和规则供给，实现“放活”与“管好”的统一，防止无序竞争和风险累积；三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实物投资（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新型能源体系等）与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统筹起来，把改善民生与提升生产率更紧密结合。与此同时，通过“苦练内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实现明年经济工作目标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方法指引和实践路径。
二、政策基调延续“更加积极有为”，政策目标淡化应对外部冲击、强调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政策工具注重存量增量协同
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政策基调上，会议延续了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表述，充分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2025年中央经济会议关于宏观政策取向的表述与2024年一致，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明确的政策预期，政策基调的连续性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彰显了中央应对复杂形势的战略定力。
政策目标相对淡化了应对“外部冲击”，体现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自信和政策“以我为主”的导向。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将外部冲击作为重要风险点；而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及防范“外部冲击”，而是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一表述调整并非忽视外部压力，而是基于现实经济表现的充分自信：2025年面对高关税压力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出口展现出极强韧性，2025年1-11月出口仍实现了5%以上的累计增速。这是中国完整产业链体系和强大供给能力的体现。正是基于我国产业链的韧性，政策制定更能坚持以我为主，从“防范外部冲击”的相对被动态势转向“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的主动应对，充分体现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自信和从容姿态。
政策目标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延续了《“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安排，凸显了发挥超大规模统一市场优势在应对复杂形势中的战略地位。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包含两个维度：“统一”强调商品顺畅流通、要素市场化配置；“大市场”强调供需同步扩容与规模经济效应。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要我国要在超大人口规模基础上形成超大内需市场，这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也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和稳定性。超大规模的供需市场可使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更重要地位，推动我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在构建更加平衡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枢纽作用。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从完善统一的市场规则和重塑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两个方面出发。
一是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和竞争环境，坚持法治化原则，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会议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这些举措都指向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重塑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减少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运行的动机，这要求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过度开展招商引资竞争的倾向；且因土地供应权限和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主要落在地方，土地、劳动力要素也未能完全实现市场化配置，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承担过多支出责任但财力有限，倾向于通过“以地招商”、“政策竞争”等方式吸引投资、培育税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是在收入层面适度增加地方自主性财力，会议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二是优化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当上移支出责任至中央，强化中央政府在土地供应、基础设施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统筹职能，增强中央政府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三是改革税收分享原则，推进增值税分享由生产地原则向消费地原则转变，或采取生产地与消费地相结合的分享方式；完善企业所得税分享机制，探索按企业实际经营活动发生地而非单纯注册地分配税收使税收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地反映各地的经济贡献。这些改革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围绕企业注册地和生产布局开展的政策优惠竞赛，引导地方政府从抢项目、拼优惠转向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政策工具方面，会议提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盘活存量政策的重点在于挖掘沉淀资源、提升政策传导效率。其一，盘活存量资金与资产。加大对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的清理统筹力度，积极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及国企的闲置资产，利用REITs等工具让“沉睡”资产产生现金流，腾挪财政空间。其二，优化信贷存量结构。引导金融资源从低效领域和僵尸企业退出，精准投向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完善存量房贷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切实降低居民负债压力，释放消费潜力。其三，巩固结构性减税降费成果。确保存量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精准落地，稳定企业预期。其四，整合优化各类产业补贴与扶持基金，清理“小散乱”项目，将资金集中起来，聚焦于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产业链和“卡脖子”技术环节。
2026年可以储备的增量政策工具依然较多。其一，根据形势的需要动态调整预算，尤其是当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时要及时增加预算，扩大财政支出，稳定经济增长，避免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受房地产持续调整的影响。其二，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从商品消费调整到服务消费，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其三，启动新一轮有效益的投资计划，重点支持东部地区、重点考虑投资效益，资金来源为法定债务而非扩张隐性债务。其四，探索增发国债在中央层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先期规模可在2万亿元左右，专项用于保交房、收购房企存量闲置土地等，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并释放强烈的信号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其五，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基础上，增加国资收益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消费潜力。2024年全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月均为243元，明显低于农村低保水平（600元/月左右），如果提高到低保水平，则需要7000-8000亿资金。该部分资金如果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增加财政负担，因此可以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加大国资上缴财政并用于社保建设。
三、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支出强度有保障、结构要优化、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
第一，为何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明年财政政策的基调仍是更加积极，这既是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要求，也是当前扩大需求的需要，同时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为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必要以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和社会就业，为新旧动能转换赢得更多的时间。财政“投资于人”、进一步改善民生福利，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以及财政“投资于物”、保障“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大项目建设落地，都要求有更大力度的财政支出强度做保障。
第二，更加积极要求财政支出强度有保障：赤字率预计不低于4%，新增债务规模将继续提高，建议财政扩张程度要足以抵消房地产下行的收入缺口、化债占用的资源和城投债净偿还的收缩效应。既要看到当年新增债务规模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充分肯定财政是积极的、财政在稳定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税收收入不及预期、房地产持续调整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城投债净融资规模明显下降，制约了积极财政的支出增速进一步提高。综上，建议2026年财政赤字率不宜低于2025年，低于则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政策退坡的预期，同时新增债务总规模有必要提高到15万亿左右，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必要达到或者接近名义GDP增速5%左右。财政在堵住隐性债务后门的同时要更大力度打开前门，赤字和专项债等当年新增债务规模的量在弥补城投债缩量、土地出让收入下行产生的缺口之后，要确保用于当年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力度高于往年，避免赤字规模增加与财政实际支出规模增速下行并存的局面。
第三，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一般公共预算中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支出的占比接近40%，占比持续提高。这是财政在落实中央提出的“投资于人”，推动更多资金用于公共服务。“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尤其是高度重视“投资于人”，核心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客观上有利于解决居民后顾之忧、进而提振消费，同时这也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方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预计财政资金的投向将实现从重视投资到投资消费并重、从重视供给到供给需求并重、从重视企业到重视企业家庭并重，进一步向居民端和民生保障倾斜，提高育儿补贴金额、延长学前教育免费年限、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同时，会议提出要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这是继去年底中央深化地方专项债“自审自发”和投向“负面清单”管理改革后的再次改革。专项债的用途今年范围明显扩大，解决了过去存在的专项债资金沉淀用不出去的问题、让专项债落地并形成项目投资，但同时在部分地区产生了专项债使用效率偏低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专项债真正用到能产生效益的领域。
第四，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抓住地方政府这个核心主体、恢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当务之急。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主要体现在收支矛盾突出，收入端房地产调整导致缺口明显增加，支出端“三保”支出占比较高、可统筹的财政资金偏少。有必要通过以下方式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其一，对于近年来房地产持续调整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缺口，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或者提高地方债务限额予以弥补，恢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只有进一步提高新增债务额度，才能堵住房地产深度下行导致的地方财力缺口，由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才能得到较好恢复，地方政府才能更好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才能避免对企业“前清后欠”，真正改善营商环境。充分恢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已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力量，进而由地方政府带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和居民行为从防御走向扩张。其二，中长期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上收到中央和省级政府，降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解决其支出压力。其三，健全地方税体系，扩围消费税到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和高端服务业等并将消费税尽快下划给地方政府，同时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作为地方税。
第五，优化实施“两新”“两重”，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提振消费和投资的效果。今年中国经济在内外部风险挑战的形势下仍保持了较强的韧性，重要原因就是“两新”“两重”的实施，但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实施方式，更好地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其一，“以旧换新”有必要从对耐用消费品的补贴转向对服务消费的补贴，能够避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透支效应，还能促进服务业繁荣和相应就业改善；其二，尽可能扩大对支持服务消费的行业范围，减少对特性行业的选择，增强普惠性，避免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效应；其三，额度分配尽可能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避免部分区域额度过剩、部分区域额度稀缺并存；其四，“两重”项目优先支持前期储备好、预期投资效益好的项目，尤其是优先支持跨区域的重大工程建设，发挥促投资、优结构的重要作用。
第六，积极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短期有必要优化化债方式，中长期要构建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其一，根据地方化债需要靠前使用化债额度，将“6万亿分三年、4万亿分五年”的化债方式调整为根据地方债务形势和压力一次性给到地方，根据需要靠前化债而非平均用力。其二，进一步提高地方债务限额，置换漏报的隐性债务。其三，根据债务投向分别使用国债、一般债、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优化存量债务结构。对于因为央地事权划分不清晰导致的隐性债务，由国债置换；对于投向没有收益的项目，用一般债置换；对于投向有一定收益的项目，用专项债置换。
四、货币政策适度宽松：降准降息可期，结构性工具力度加大，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
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明年货币政策将从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进一步降准降息。会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一方面，居民消费、民间投资仍然较疲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迫切；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宏观债务持续增长，需要保持低利率环境。此外，美联储已于2025年9月重启降息周期，12月如期降息，外部环境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减轻，也为国内降准降息打开了时间窗口。预计2026年仍存在1-2次降息、降准机会，降息幅度10BP，降准幅度50BP；降息或在一季度，以提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信心；降准或在四季度，对冲MLF到期带来的流动性压力。
第二，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预计将进一步加大对消费、养老、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或提高额度，扩展适用范围；此外，或进一步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额度。
第三，持续深化货币政策框架改革，疏通传导机制。预计未来改革重点包括：进一步健全短中长期搭配、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收窄短期利率走廊的宽度，畅通政策利率传导；完善贷款利率定价基准；完善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机制等。
第四，盘活存量或是重要抓手。重点关注存量贷款结构的优化，将低效占用金融资源领域的信贷资源腾挪出来，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
五、强调内需主导，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消费，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会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在定位上，扩大内需的战略地位明显提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重点任务阐述；2025年则明确强调内需的“主导”作用，并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相呼应。“坚持内需主导”不仅是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更是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增强经济韧性的根本依托。
内需分为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提振消费政策将从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优化消费环境和条件、推动供需适配三个维度系统发力。
在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方面，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需要从收入分配、社保体系出发综合施策。一方面，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保障农民收益、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等方式实现，切实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意愿。重点是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在消费环境和条件方面，会议提出“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抓住了当前制约消费的制度性障碍。此外，优化假期制度也是改善消费条件的重要举措：增加重阳、七夕等假期，优化调休制度，落实好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有助于创造更多消费时间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餐饮等服务消费发展。
供需适配方面，会议提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重点在于推动商品消费升级和补齐服务供给短板。在商品消费领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商品质量、品牌、个性化的需求不断提升，需要引导企业增加中高端商品供给，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服务消费领域则普遍存在供给短板。在养老服务方面，根据民政部数据计算，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的养老床位数为24张，仍低于美国（29张）、日本（28张）。但同时养老床位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反映出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文体设施方面，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为3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旅游住宿方面，市场监管有待增强、部分地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同质化竞争激烈、高品质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投资方面，扩大投资的政策目标从“提高效益”转向强调“推动投资止跌回稳”。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投资效益”，2025年则明确“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目标。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房地产投资仍在下行，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也显著下降。将“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作为政策目标，体现了中央对当前投资形势的准确研判。
会议提出的投资促进方式十分全面，形成中央、地方、政策性金融、民间投资协同发力的完整链条。其一，会议提出“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强化中央财政的引领作用。近年来电力、水利等领域的中央投资有力支撑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当前投资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央投资需要进一步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带动全社会投资企稳回升。其二，“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通过优化专项债使用范围和管理方式，可以减少资金闲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地方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保障，提升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其三，会议强调“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这有助于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准财政职能，在支持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投资的同时，也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其四，会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随着我国存量住房平均房龄不断提高，城市更新既是适应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方向，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重要抓手，在稳投资和惠民生方面具有双重作用。投资促进方式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有利于形成多方合力，推动投资实现止跌回稳。
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重塑市场三大功能，服务国家三大战略
会议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这一提法，符合《“十五五”规划建议》对资本市场的战略要求，即“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2026年及未来五年，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重塑市场三大功能，服务国家三大战略。
第一，资本市场要赋能新质生产力，支撑“科技强国”。过去，由于上市标准对未盈利企业、具有差异性表决权企业的包容性不够，导致阿里、腾讯等科技创新型企业被A股市场“拒之门外”，只能奔走美股或港股。一方面，境内投资者无法分享这些企业黄金成长期的红利；另一方面，A股市场上盘踞着大量传统行业企业，各类资源未能充分流向新兴产业，同时宽基指数“含科量”不足，缺乏成长性。
未来，需要推动更多发展潜力强、市场空间大的科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一是要进一步优化上市标准。完善科创企业精准识别机制，丰富评价维度，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开辟IPO绿色通道，让更多“摩尔线程”拥抱资本市场。特别要发挥出科创板改革“试验田”的作用，优化“科创成长层”各项制度，把IPO“预先审阅机制”、存量股“询价转让制度”等推广向更多板块，同时推动创业板新一轮改革。二是要提高行业包容度，提高对新业态的包容度。近期，“朱炳仁铜”启动北交所上市辅导备案，有望成为北交所首家艺术品上市公司。这或许意味着资本市场与“新消费”领域深度融合，也为北交所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市场特色提供了新机遇。此前，工信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 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提升历史名品、时尚潮品等优质供给水平，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这与“朱炳仁铜”等文化消费品牌走向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三是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完善“专精特新”企业专属板块建设，为企业提供股权托管、转让、路演推介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北交所、科创板的转板通道，形成阶梯式直接融资路径。
第二，资本市场要促进居民财富增长，助力“共同富裕”。一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提高投资者回报无从谈起。一方面，要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加速市场出清；另一方面，并购重组制度、再融资制度还将进一步优化、细化，这有利于龙头企业整合资源、提升竞争力。二是推动上市公司主动增强投资者回报，如引导上市公司实施一年多次分红，鼓励“注销式回购”常态化。三是进一步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完善“长钱长投”生态，扭转A股市场短期波动大、投机氛围浓的问题。
第三，资本市场要提高国际竞争力，服务“金融强国”。关键是要加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是股票发行环节制度型开放。一方面，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设立“境外上市激励基金”等方式，支持中资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另一方面，继续优化中国存托凭证（CDR）政策，通过设立绿色通道或特定行业优先机制吸引境外企业直接来华上市。二是股票交易环节制度型开放。优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和互联互通机制；对标港股，适度延长A股交易时间至5.5小时，为给予投资者更充裕的交易窗口；积极研究有利于“价格发现”“多空博弈”的产品，如逐步引入反向ETF等工具。三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要开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股价指数、商品价格指数，并推出相应的衍生品，争夺全球资产定价权。
七、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会议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第一，去年会议强调“止跌回稳”，本次会议则更侧重于通过供需两端的精准匹配来维持市场平稳。其中，“因城施策”依然是核心原则，“控增量”意味着在库存积压严重的地区，政府将严格限制新的土地供应，从源头上防止过剩加剧；“去库存”则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旨在消化现有的积压房源；而“优供给”则是一个新的亮点，它表明单纯的减少供应是不够的，必须提供符合当前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高品质产品。通过调整供需结构，让市场回归供需平衡的健康状态。
第二，去年会议提出“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本次会议则明确了“收购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路径。政府或国有企业将收购未售出的商品房，将其转化为配租型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一方面，它能迅速为开发商注入流动性，缓解企业的资金链压力，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它能快速增加保障房供给，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居住问题，避免了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三，会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金融支持体系将迎来重要变革。公积金作为职工住房保障的重要资金池，其制度的灵活性和覆盖面直接影响居民的购房能力和意愿。深化改革可能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制度壁垒，例如推进公积金的异地使用、扩大公积金在租房或房屋改造中的使用范围、甚至是调整缴存和贷款的机制以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等新群体的需求。其核心目的在于激活这部分沉淀资金，降低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门槛和成本，从需求端为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撑。
第四，会议提出“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标志着房地产行业正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阶段跨越。去年会议的重点还在于“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底线民生工程，而本次会议提出的“好房子”建设，则明确了未来市场的主攻方向是高品质住宅。这不仅是对人民群众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倒逼房地产企业转型的信号。未来的市场机会将不再属于高周转、低质量的刚需产品，而是属于绿色、低碳、智能、适老化的优质产品。这也将带动建筑建材、智能家居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关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去年的提法是“推动构建”，本次会议的提法是“加快构建”，标志着新模式进入加速落地期。房地产行业将彻底告别过去“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旧模式。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包含了“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机制，即“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根据人口变化确定住房需求，根据住房需求确定土地供应，并配置相应的金融资源。结合前面的几点来看，新模式将是一个保障房与商品房双轨并行、租购并举、注重存量盘活与品质提升的健康发展生态。通过这一模式的构建，从根本上消除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的制度性根源，实现行业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聚焦三大区域，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会议再次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并提出具体部署，以下五点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更明确。会议明确指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来或将进一步提高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完善企业保护制度体系。如鼓励行业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突破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的瓶颈；通过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等，提高对企业的创新支持；加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等，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
二是科技创新的区域更聚焦。会议明确指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预计创新资源也将向相关地区倾斜。
三是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清晰。会议提出“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预计将围绕以下产业展开布局。传统产业方面，包括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8个产业，要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兴产业方面，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4个产业，要推动其规模扩大，发展成核心支柱产业。未来产业方面，涉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个产业，要加快形成新增长点。
四是服务业也是新动能的重要组成。会议明确：“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直播电商、策展零售、主题公园、特色商场等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虽然属于服务业，但能以需求为牵引，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
五是人工智能大发展的同时也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随着人工智能（AI）在工业制造、医疗及教育等领域的加速渗透，也产生了越来越多关于AI安全性、可控性、公平性的质疑。预计明年将更加重视AI治理体系建设，持续完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AI发展更加安全可控、公平普惠。
九、坚持民生为大，制度性提升就业、教育、医疗、生育等公共服务
会议重申了12月8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民生为大”的根本原则，更在具体执行层面提出了若干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
一是就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意味着国家试图打破传统“单位就业”与“灵活就业”在社保待遇上的二元壁垒。以往灵活就业群体多参加居民社保，待遇相对较低，而此次明确提及“职工保险”，预示着未来可能出台具体的政策通道或补贴机制，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能够以更低的门槛享受与企业职工同等水平的养老和医疗保障。
二是教育方面，会议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直接回应了家长对于“中考分流”的焦虑以及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此同时，“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则是一项适应人口变动的长远举措。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少子化趋势推进，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一举措意味着未来教育资源的投入将不再是简单的总量增加，而是根据人口流动的方向进行物理空间上的“腾挪”，解决“城挤乡空”的矛盾，确保教育资源跟着人走。
三是医疗和养老方面，政策重心从单纯的服务供给转向了支付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会议提出的“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关键举措。通过建立独立的筹资机制，为失能老人的照护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这将极大减轻家庭的经济和照料负担。同时，在医疗方面，“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与“优化药品集中采购”并行，旨在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手段倒逼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从而确保医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长期可持续性，让群众看病更实惠。
四是人口和生育方面，会议不仅提出了“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这一目标，更提出了“倡导积极婚育观”的举措。“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将人口问题提升至“总量安全”的高度：如果新生人口持续大幅下滑，未来劳动力供给、养老负担、创新活力都会受到冲击；要通过系统性的政策组合，让新生儿数量在一个相对可预期、可承受、可持续的区间内波动，从而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留住足够的人口基础和人力资本空间。“倡导积极婚育观”说明政府意识到当前低婚育意愿背后有更深的观念变化，例如对婚姻质量的更高要求、对育儿成本和个人发展空间的担忧、对女性职业与家庭冲突的焦虑等；要通过改善公共服务、职场环境等配套制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年轻人敢婚、愿婚、乐于在可承受的前提下生育。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宏观分析师：马家进、原野
研究助理：盛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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